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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猫传》:一场与唐朝无关的偏执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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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 17:0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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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猫传》:一场与唐朝无关的偏执臆想

                                   文   和运超

        


         《妖猫传》本来看过就算,不论人物和主题也还是陈凯歌多年的偏执狂风格,让人感觉想要对多年前《无极》的溃败来一次彻底的反扑,在保持魔幻基调的前提下,故事采用一个著名IP,背景用大唐黄金时代的人物事件,连布景都不惜工本。即便愿意相信电影是陈凯歌导演带领主创团队精心打造的成果,作为一个商业娱乐片尚可,可一再强调他们执着于还原唐朝划上等号。假如导演抱有艺术初衷,《妖猫传》如此耗费多年的心血,最终浇灌出来的果实就是尝试破解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秘密?对《长恨歌》做一个大唐秘史式的解读?

就算允许导演“少年气”的任性,但明明本质上是一部“旅游地产项目宣传片”,打造的“实景”也不过是一张画皮,有多少依据说这些场景是唐朝风格?可以肯定的说,凤毛麟角。

一、关于猫

《妖猫传》没有用原名《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因为都知道电影改动颇大,在悬疑凶案上主要就围绕“猫”大做文章,但唐朝习俗里真的是称“猫”吗?

一般都以《诗经》“有熊有罴,有猫有虎”当成中国很早就有猫这一词汇的证据,当时的猫是指野生山猫。从战国到南北朝,猫基本还没有完成驯化,即便今天对猫的驯化也争议很大。三国时,曹操评价丁斐时提到:“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盗狗而善捕鼠,盗虽有小损,而完我囊貯。”曹操没有把丁斐比作猫,而是比作“善捕鼠”的“盗狗”,可见曹操所在的三国,甚至陈寿所在西晋,依然大量使用“狗拿耗子”,用养猫捕鼠可能都还没有普及。

隋唐时代的确养猫比较多了,可能属于外来猫种较多,因为许多献给皇帝的贡品里就有猫,估计像杨贵妃,身边的猫既算宠物,也同时也用来捕鼠。不过,习惯上唐朝人(包括宋朝)很少直接称“猫”,还是习惯称“狸”或“狸奴”。如唐宋许多诗人都写过不少作品称呼“狸奴”,几乎没有直接叫“猫”的,从李商隐、苏轼到陆游都有,最著名的宫廷事件当属宋仁宗“狸猫换太子”,不说事情的真假,但从某一方面看,猫的确有时令人感到恐惧,这并不只是外国文化上的专利。由于猫天生野性,皇宫内又是女人居多,为了防备一些魇胜之术,像武则天作为女人当权,就对宫中养猫进行过重点清理,可见笔记《朝野佥载》。另外,宋仁宗孩童时的悲剧传言也因为真宗刘皇后掌权。



二、关于唐城

《妖猫传》用六七年建造了一座实景唐城,本来值得大赞特赞,可看了电影中的面貌,感觉这座唐城更像一个旅游地产项目,并没有吹嘘的呈现唐代长安面貌。不是说要实景再现整个长安才叫“还原”,这根本不可能,连今天号称国际化的西安市都还没有1000多年前的长安大。就从细节和部分呈现来说,好比片中的市井楼阁,皇城、宅院等等,要含糊说古代建筑基本就这样也可以,但要提什么精雕细刻营造唐代风貌,对不起,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已经有网友指出建筑城楼的风格有些偏日本风,今天不少宣传都在暗示日本继承唐代面貌很多,固然不能说虚假,但日本历史上也就平安时代比较青睐唐风。到了战国时代(战国是野史说法,准确说叫安土桃山)以后,日本建筑早有了属于自己的特点,尤其以高耸的石砌堡垒式城楼为典型,因为日本地形平原很少,大部分是山地,就连今天多数日本城市其实还都能看到“山城”特色。因此,古代建筑自然要适应地形特点,用石块比较多,但并非整齐烧制出来的砖石。另外,城市内的街道两旁屋檐很突出,也因为日本位于海岛,常年多雨。中国古代城市屋檐有类似便于排放雨水的结构,但中国留存的参考多以明清建筑多,肯定不再是唐朝的模样了。其实日本自古就是非常能够适应时代进步的国家,古代借鉴中国,近代吸取西洋都是如此,绝非生搬硬套,食古不化。恰恰《妖猫传》在长安的营造上体现了日本建筑的特色,盲目的参考日本的所谓“唐代风貌”,结果搞得不伦不类。

像《妖猫传》搭建的唐城路面也很糟糕,这一点还不如徐克的《狄仁杰》系列,不论《通天帝国》里武则天出现的校场,还是《神都龙王》里不少市井打斗场面,虽然看不出坊市格局,但《狄仁杰》中城市多数路面是沙土。而看《妖猫传》的街市,庭院,宫殿道路整齐的砖石铺设路面,和绝大多数当今的影视城没有区别,对古代城市细节营造没有任何可信度。

历史上唐朝的长安和洛阳为西东两京,像白居易这样有格调的文人一般都直接称长安为“西京”,大城市的建筑规矩都差不多,坊和市都是封闭的,有围墙或栅栏,每一坊都有门楼和岗亭,这就是牌坊的源头。后来契丹辽朝开始设立警巡院监管各“京城”(辽金都有五座京城,元代则为大都、上都两京)坊区治安,街市实行宵禁,入夜后关闭坊门,不得随意出入,所以像白居易、空海根本不可能大晚上到处乱逛,什么大唐盛世夜夜笙歌,灯火如星辰的场景基本属于异想天开。

要宋代才打破坊与市差异,但宋朝立国从制度上还是有“宵禁”,只不过管理不再严格,越到后期越宽松。以考古和历史研究来看,宋代是中国城市发展的分水岭。一般说起来宋朝沿街可以设市,但货物买卖还是比较集中,如米市、牛羊市、草药市、布帛市等,因此,宋代就有了以商品种类区分而来的行会制度,之后元明清的城市经济基本都沿着宋朝的轨迹发展。

再说中国古代城市的砖石使用,城墙有砖石虽然较早,如三国东吴的建业就有“石头城”的说法,把一些石头混合在泥土中修葺,这一方式仅是宫城,属于特例。唐朝有一些使用砖石的城市,仅仅是城门城楼和主要干道(如直通皇宫的御街)或者桥梁。就桥梁来说,历史上木桥也还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主流,隋唐以后逐渐增多石桥,路面可能还是铺设沙土,直接用砖石还是宋朝以后,绝不是今天古代影视剧里清一色干干净净的砖石路面。中国古代建筑几千年的核心都是土木结构,这个名词不是随便得来的,所以中国古代建筑一般比较脆弱,维护成本较高。



用砖石建造城门城楼加固防御。城内街道普及砖石也是宋代的南方渐渐增加(可能也是雨水比较多,为了方便排水)。北方一些重要城市进行城市外墙包砖是明朝以后,直到清朝前期,北方很多城市还是土墙多,如康熙、雍正年间黄河水患比较严重,河南、山东有不少县城都遭洪水,史书明确记载洪水冲毁的是土墙。

三、关于唐玄宗和杨贵妃

《妖猫传》在小说基础上改编不小,例如原著很有日本传统的“怨灵”色彩,尤其是冤死女人的怨灵作用,《大唐鬼宴》的名字多少有些这个意思,其威力也类似《午夜凶铃》和《咒怨》两大王牌IP。

电影版对空海白居易,包括杨贵妃死亡之谜的改动,导致不少观众感觉剧情前后有点脱节。通过两代时空的对比,想要折射唐朝由盛转衰,特别注重了幻术营造,寓意“盛世”就像是一场幻术表演,最终一切都是虚幻,剧情翻转营造的寂灭感,也算符合空海本来为主角的佛学趣味,艺术表现力是很不错的。电影版多少想要嫁接比较正宗的唐朝文化内容,所以加入白居易和李白间的噱头,宣称唐朝背景更加“原汁原味”的意思,这就比原著的魔幻更加荒诞了。

实际上,电影对唐朝的臆想成了一次“主题乐园秀”,想当然的呈现《长恨歌》所形容的宴会,寓意大唐盛世的缩影。用幻术催发的牡丹、盛满美酒的酒池、幻化为鹤形的少年、华服锦绣的贵妃、写下名句“云想衣裳花想容”的李白。这些内容合理的地方,一是,从日本视角看,以空海这一修习密教咒法的主人公来说,的确应该非常看重魔幻感,这有一定根据;二是,推崇道教的唐朝,尤其唐玄宗非常沉迷修仙和幻术,这也是他后期会误国的根源之一。以笔记野史《太平广记》记载,唐玄宗曾拜仙师罗公远为师想学隐遁术(类似隐身法穿墙术)。像杨贵妃有道号“太真”,实际上“长生殿”是用来修道渴望长生的地方,和爱情无关。唐玄宗创作的《霓裳羽衣曲》也和对杨贵妃的审美没直接关联,“羽衣”其实是道士的比喻,这是一首主题严肃的道教乐曲,而且是在宫廷祭祀老子的典礼上进行演出的。另外不应忘了,大诗人李白也是道教徒,大半辈子都在修道,李白的另一种气质是豪侠,是身有武功的,哪会是电影里一副油腻模样。

再说杨贵妃的尸解大法,传说中是道士爱使用的秘术。不论原著还是电影,道士都成为剧情设置的反派。其实尸解早期基本是方士的秘术,不算道教专有。尸解术多遭世人非议,早在东汉王充《论衡·道虚篇》即称为“虚妄”之术。道教诞生以后,从晋朝葛洪到唐朝杜光庭等著名学者型道士在一些著作还是接纳了关于尸解的内容,同时也在逐渐客观看待道教对尸解的重新认识,以至于隋唐道士已视尸解为成仙方法比较低级的方式,金元全真教以来的内丹派,更是基本否定肉体成仙的可行性,对尸解术彻底放弃。



原著里黄鹤道士是一个胡人,唐朝很少有胡人为道士的记载。像安禄山、史思明受到玄宗时代风气影响,也服散服丹,但他们仍然是传统的西域祆教信徒。所以,实际上黄鹤使用之法,应该更符合是祆教巫术,如下蛊这一方法最早就来自漠北匈奴。汉武帝时代有两次著名的“巫蛊之乱”,江充就是带回漠北胡人实行巫术陷害太子刘据,制造了一场长安大乱。匈奴当年就信奉祆教,霍去病大破匈奴带回祭天金人,后世一般误解这会不会是佛教早期的佛像,其实这是祆教神像。也有不少人认为祆教就是古波斯流行的琐罗亚斯德教,从起源来说是对的,但祆教是琐罗亚斯德教传到西域其他部族以后,吸收漠北草原萨满教巫术相结合的一个新派别,与正宗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不同,最首要的区别就是神像崇拜,第二就是推崇咒法秘术。正宗的琐罗亚斯德教不推崇这些,主要就是研习经典。

以《妖猫传》来说,刘佩琦演的黄鹤道士形象也不是中国化的道士,作为读者观众可以不用在意关于历史内容的特殊语汇,但如果作为创作团队标榜唐朝风韵,想要契合猎奇效果,这些本来是比较靠谱的能够揭开唐朝另一面“密码”却丝毫不见,所以,电影的种种细节,即便从志怪传奇来说,都和唐朝本来流传的气质没多少靠谱的关系。

四、关于空海

空海漂洋过海求法,历来把他比喻成日本版的玄奘,但玄奘是一个学者型僧人,求法取经有学术交流色彩。空海的学问虽然不低,但不算是和唐朝展开交流对话,是学习在玄宗时期才新创立不久的汉传密教。当今如果解释“无上密”一般都承袭藏传密教的说法,是对上乘瑜伽术的一种概括,外人显然很难说清。

密教来自天竺印度,金刚智、不空师徒,加上善无畏号称“开元三大士”,是将瑜伽术和西域祆教巫术结合,包括吸收中华道教秘术综合而来。这才能解释为什么空海对中华密教好奇,也是日本后来流传空海种种神奇的真正原因。像密教大师金刚智、不空就与著名道士叶法善、罗公远多次在宫廷斗法,各显神通,可能就是《西游记》车迟国斗法桥段的出处,从记载看似乎罗公远稍占上风,引得唐玄宗要拜他为师。

神秘法术只是密教迅速风靡的一个原因,另外还有其他的原因。在安史之乱后,他们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噱头是咒法具有护国、镇国的功能,可以保佑唐朝社稷安稳。在肃宗、代宗、德宗三代遭遇动荡的皇帝眼中自然很受重视,最后促使唐朝皇室不定期举行一个大型典礼——恢复“迎佛骨”。唐肃宗因安史之乱进行迎奉佛骨,见于代宗大历十三年(760)所立《宝塔铭并序》碑。

之后,电影版所演绎的德宗贞元年间也有,当时韩愈这类正统儒家文人眼中,觉得十分荒谬。等到元和十四年(819),因消灭藩镇颇有成效的宪宗有点飘飘然,又想搞迎佛骨,韩愈写下著名的《谏迎佛骨表》意图阻止。皇帝龙颜大怒,差点将韩愈处死,好在交好的宰相裴度力谏免死,流放潮州,导致韩愈心情郁郁,重病一场。



空海,就是不空三藏一脉弟子,故事认为他有驱魔法师的气质有一定根据。正因为日本人的巫鬼迷信传统从来不亚于中国,空海正是读到了从中国传入的《大日经》(三大士之一的善无畏译)产生学习唐朝密教的念头。不过,聪明绝顶的空海当然不是为了回到日本当钟馗,他完全领悟到中国密教的精髓是护国、镇国的上层路线,他回去以后与日本传统神道教结合,创立东洋密教真言宗,随着后来日本天皇的支持推广,这一派宗教的档次就高级多了。

“真言”就是咒法,空海生平流传有许多故事,连他获短命的唐顺宗赐号“五笔和尚”也不例外。传说顺宗想让空海重新题写一个宫中的牌匾。空海用双手双脚和嘴各用一支笔一起沾墨,为了炫技,他站得很远将墨水溅到墙面,墨滴就变化成为一个个文字,哄得顺宗十分惊奇高兴,赐号“五笔和尚”。事实并非如此,是他精通“篆、隶、真、草、行”五种书体,是为“五笔”。

电影版把空海和白居易设定为探案双雄,最终让二人脱离幻想世界,回归历史本质,按说是可取的,可并没有靠谱的内容丰富人物,比方能让中国观众真的可以多了解一下空海,从电影里那呆滞的目光和表情,其实看不到这个空海究竟是变得更真实还是更虚幻。

五、关于白居易和《长恨歌》

《妖猫传》的主题是通过杨贵妃的命运影射唐朝的没落。电影版就把白居易创作《长恨歌》的缘由同这一线索攀扯一起,不过,还是由于填充史实的失误,白居易同李白的竞争是浅薄的,一如结尾沦为哀叹唐玄宗与杨贵妃之间浅薄的爱情。这也证明观众对电影后半部的失望不是没有原因的。

白居易号称唐朝第一流诗人阵营,有文才,但更善于通过“朋友圈”推销自己,在唐代,“社会名望”堪称“终南捷径”,之前李白曾通过至交道友吴筠拜会玄宗妹妹金仙公主、玉真公主,包括联姻前朝宰相宗楚客孙女宗煜,甚至交往当朝宰相李林甫女儿李腾空,可以说并不例外。所以电影版中,白居易一直渴望超越李白,有一定依据。

但白居易的人生境界无法同李白相提并论。白居易功利性太重,绝非单纯的交朋友,像李绅在贞元二十年(804)赴京应试,为元稹完成的传奇名篇《莺莺传》命题并写长诗《莺莺歌》一同流传,三年后,白居易拉另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朋友陈鸿一起合作《长恨歌传》与《长恨歌》,尽管陈鸿写的不算差,但为何满世界都推崇白居易的诗,陈鸿在历史上再无多少踪影?这是一个谜。

众所周知《长恨歌》歌颂爱情,白居易当时35岁,一直未婚,他不是元稹,元稹与妻子韦丛的感情很不错,留下过悼亡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韦丛在元和四年(809)过世,之后元稹娶过妾室安仙嫔,却还是被白居易拉下水,长年狎妓,蓄养歌姬,白居易与他互相赠送把玩,生活十分堕落,最后居然投靠宦官,被排挤出朝廷,白居易作为朋友,丝毫不加提醒劝阻。元稹的早亡虽然与四处奔波有关,但生活习惯不佳也多少有些关系。

白居易不像杜牧从内心同情张好好、杜秋娘等女子,他表面写《琵琶行》,为“同是天涯沦落人”流下“江州司马青衫湿”的泪痕,还写《上阳白发人》对宫女表现悲天悯人的情怀,转过脸就能从杭州带妓女回洛阳,玩够了又把人家遣送回去。如果光畜妓狎妓,今天不必苛求古人的精神文明。但白居易的虚伪达到恶性的程度,更留下一段逼死关盼盼殉节的公案。



对于人品和文品,今天很多人都觉得不用较真。就算诗文,白居易真排得上唐朝第一梯队吗?白居易流传2000多首,最好的是新乐府,都认为他是李绅、元稹、张籍、王建等参与者中成就最大的一个。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元稹过世较早,李绅有《乐府诗集》二十来首,居然没有一首新乐府流传下来,曾当过宰相,交友遍天下的李绅身处元和到会昌年间,有没有觉得这种现象有点不可思议?

白居易留下约50来首新乐府,算上《秦中吟》十首,外加几十篇流传较广的叙事歌行和几十首绝句律诗,几乎就是白居易全部佳作。单论律诗绝句,白居易的佳作比例恐怕并不很高,任何古代文学史都没有把白居易说成绝句律诗的圣手,他不是李商隐、杜牧、韦应物、许浑一类诗人,相信并无争议。那么,用今天流行的大数据说话,白居易的佳作往多里算也就200多首,居然仅占全部2000来首的十分之一!假如白居易只有这么多诗,像柳宗元传世就差不多两百来首,以质量论,足以跻身第一流诗人。可白居易绝非如此,那么,这是一个注水到什么程度的大诗人?凭含金量只有十分之一的概率想与李白、杜甫齐名,还能够PK掉王维、王昌龄、岑参、韩愈、柳宗元、杜牧、李商隐一连串名家高手?这对其他众多唐代诗人名家公平吗?

即便在白居易这十分之一的佳作里,依然可能存在窜入的他人作品,古今诗集作者发生错误的情况客观存在,白居易的情况可能更严重。如最精华的50来首新乐府,很可能就藏着生平好友李绅消失的新乐府,这也是一个历史之谜,虽然不能肯定白居易剽窃李绅的作品,但以白居易的为人,恐怕空穴来风,未必无因。

再说《长恨歌》,今天几乎都认为是一首好诗,主要有不少经典名句,尤其后面抒情部分比较感人。作为一首叙事诗,整体却一般。历来众说纷纭主题不明,显得混乱。如果评价一个文艺作品主题丰富,那是称赞。但《长恨歌》不是“丰富”,而是“矛盾”。

全诗是对陈鸿小说的艺术性概括,惋惜唐玄宗和杨贵妃的遭遇。白居易开篇口吻像是从批评入手,但真要批评又不敢,连传奇都敢说“寿王邸”,白居易却避而不提,说“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作为想要复制《莺莺歌传》成功的投机之人,白居易不过是借唐玄宗和杨贵妃这一重大题材博人眼球而已。何况唐朝风气的确比较开明,《长恨歌》比《长恨歌传》走红也就不是没有原因了。白居易巧妙的从“讽喻”转向“同情”,再从“同情”转向“歌颂”,在一首叙事诗里几乎不怎么写重大事件,弯弯绕绕全从抒情角度出发,到最后进入幻想境界,对待“历史”的态度也来了一百八十度大逆转。

叙事诗毕竟也是诗,不是传奇小说。《长恨歌》是诗意的营造历史背景,但全程东拉西扯式的散乱,如《琵琶行》为什么艺术感要好过《长恨歌》,只就听歌女弹奏这一个事情发散,又归束到一个点,让人无限遐想。可《长恨歌》的真正用意是什么?是献媚。白居易成功了,几乎达到“洛阳纸贵”的效果,迅速成为诗坛新宠,加上参与新乐府运动,白居易精明的走群众路线,不是妇孺皆知,而是妇孺皆“识”。在整个唐朝诗人中,除开元稹、李绅这样混到宰相级别的,真正能够生前达到白居易这种社会名望是很罕见的,所以,白居易唯一追赶的就是同样“投机”的李白,但李白的内心是倾向道家和侠客一派,为人并非贪慕功名利禄。白居易不仅是俗人一个,而且活得是相当低俗。

最终晚唐的明君唐宣宗成了他的粉丝,想效法穆宗提拔元稹那样让白居易回朝当宰相,但白居易已经因中风而去世。唐宣宗启用白居易的弟弟白敏中为宰相,纯粹任人唯亲。尽管宣宗有少许纳谏的美名,但也不过如此。在一个看起来不错的皇帝手里走向败亡,宣宗和当年的玄宗没有太大区别。将生平都在酒桌上应酬交际的低俗文人白居易,打造成皇室推崇备至的偶像,还推广到日本(注意日本普遍倾向于不是白居易的新乐府一类,而是吟风弄月,所谓有佛学色彩的内容)。据记载,白居易诗文传播到日本是《长庆集》已经编撰完成后的文宗开成三年(838),白居易已经67岁。一批批遣唐使在唐朝期间,对当时流行风靡的文书典籍进行选择,文宗、武宗、宣宗前后衔接,也是遣唐使最后阶段。武宗仅在位六年(港剧《宫心计》就演过有日本围棋高手来唐朝挑战,这是有真实背景的事情),白居易已经成为当时文坛数一数二的明星,还是宣宗的偶像,刚继位的会昌六年听到白居易已死,就写了著名的纪念诗。所以,白居易在日本流行不算是艺术水准高低决定,可以说是上下合力推动的“营销”案例,甚至都不是因为白居易作品走浅俗路线。

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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