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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经典美文:谏诤——“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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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19 18:1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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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诤——“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李敖  
  中国古代的政府是专制政府,专制政府的代表人是皇帝。
  皇帝是被尊为“天子”的人,“天子”是上天的、老天爷的儿子,来头极大,大家都怕他。
  皇帝的权力很大,大到有时候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有多大。因为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所以,他常常要试试看,看自己的权力到底有多大。所以,他要做很多事,要对付很多人,甚至要代表老百姓,跟“鬼神”和“自然”打交道。关于最后一项,皇帝的权力就显得很小很小,因为“鬼神”和“自然”并不买他的帐。比如说,天不下雨了,皇帝的表现就是向“鬼神”和“自然”求雨,求呀求的,碰到他运气好,雨来了,于是老百姓就说皇帝很行;若碰到运气不好,任凭你怎么求,雨还是不来,皇帝也无所谓,他还是照样做他的皇帝,——绝不让你做。
  所以,在历史上,很多人做了皇帝,很多人想做皇帝。因为做皇帝太过瘾了,做皇帝权力很大。
  皇帝由于权力很大,当他做一件对的事的时候,他会把一件事做得很好很好;当他做一件错的事的时候,他会把一件事做得很坏很坏。
  一般傻头傻脑的小百姓都以为:皇帝的身份,既是上天的儿子,一定有一种“天纵之圣”,有一种天才与聪明,可以把一切事都做得很对。
  对这种情形,不但傻头傻脑的小百姓以为如此,就是一些皇帝自己,也以为如此。他们真的以为他们是天才的化身,他们不会做错事。
  于是,做呀做的,结果许多错事竟做出来了!
  于是,为了使皇帝少做一点错事,一种制度便慢慢冒出来了,这种制度,叫做“谏官”制度。
  “谏”,是一种劝告,“谏官”,是一种专门管劝告皇帝的官。这种官劝告皇帝不要做错事,劝告皇帝在做一件事前多想想,再想想。他们整天跟在皇帝身边,到处找皇帝的错。找到错以后,便提醒皇帝。
  这种谏宫,有许多种。有的叫“拾遗”,意思是把皇帝“遗”忘的东西“拾”起来,免得因遗忘而做错了事。
  唐朝有一个大诗人,叫杜甫,他就做过这种“拾遗”的小官。
  “拾遗”真是小官。为什么要把拾遗设计成小官呢?因为拾遗要给青年人做,青年人有火气,比较不老油条,看不惯的,就要说出来。一说出来,“谏官”的目的就达到了。因为谏官一类的职务,本来就是有话就要说的官,本来就是张开嘴巴哇哇说话的官。为了使谏官肯说话、敢说话,不怕一切后果和损失,所以给他们的职位,便愈小愈好,一个人做了小官,便不在乎得失,大不了不干,不干就不干,一点也不会有恋栈惋惜的心情。官愈小,便愈敢说话,所以谏官都是小官。
  除了“拾遗”以外,还有一种小官叫“补阙”,表示要替皇帝弥补过失;还有一种小官叫“司谏”,表示专门管谏净的事;还有一种小官叫“正言”,表示向皇帝说正确的话。总之,这一类的小官们,名目很多。不管什么名目,他们的使命,统统都是向皇帝进忠告;他们的做法,统统都是挑皇帝的错。
  当然,古代傻瓜们挑皇帝的错,并不止于“谏官”、“拾遗”、“补阙”、“司谏”、“正言”这一类小官,一般大臣们,他们也可以劝皇帝。劝得成功,大家都高兴;劝得不成功,他一个人倒霉。
  就人之常情而论,没有人喜欢在他做一件事的时候,旁边插了个多嘴的人来捣蛋,何况这个多嘴的人还是要你给他薪水的。做皇帝的也不例外。做皇帝的有大权力,他本可以把向他多嘴的人杀掉或赶跑,或者按在地上打屁股,但他要忍耐着不这样做,这种忍耐,的确需要一点功夫。
  古代皇帝中愈有忍耐功夫的,愈会被人称赞,他们接受臣子们劝告,或者虽不接受,但有耐心听听,就会被称为是好皇帝。他们这种作风,就被称为“纳谏”,翻成白话,是接“纳”“谏”言;如果皇帝不接受臣子们的劝告,也有一个名词,叫做“拒谏”,翻成白话,是“拒”绝“谏”言。谏言拒绝多了,或者因为谏言而发脾气、赶人、打人、杀人,这种皇帝,历史上就叫做“昏君”,是坏皇帝。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拒谏”传说,是殷朝的比干的故事,比干因为劝皇帝,皇帝气起来了,下命令挖掉他的心,当时的皇帝叫商纣,所以以后一提到“拒谏”的坏皇帝,大家就说商纣考第一(有一次,汉朝的高祖被大臣周昌骂做商纣,可是他没生气,他没生气,就表示他不是商纣)。
  中国最有名的“纳谏”例子,是皇帝唐太宗和谏官魏征。魏征在唐太宗生气的时候,也不怕,也要劝他,在这种“紧要关头”(紧要关头是指有的皇帝就要因忍耐不住而赶人、打人、杀人的关头),唐太宗却常常把气按住,不生了。
  唐太宗和魏征之间,常常有一些有味儿的故事:
  有一次,唐太宗要到南山去,都准备好了,刚要出发,魏征来了,唐太宗立刻装做没事的样子,因为他知道魏征是反对他去南山的。但是魏征很直爽,他问:“听说皇上要去南山,怎么没走呢?”唐太宗说:“本来是要走的,因为怕你生气,所以决定不走了。”
  又有一次,唐太宗正在玩一只鸟,正好魏征进来了,唐太宗怕给魏征看到他在玩,不好意思,赶忙把鸟藏在胸前的衣服里。魏征说了一大堆话才走,唐太宗赶紧把衣服解开,可是鸟已经闷死了。
  关于魏征的故事,后代的人都很向往。有一天,元朝的英宗跟大臣拜住说:“我们这个时代,可还有像唐朝魏征那样敢说话的人吗?”拜住回答说:“什么样的皇帝,才有什么样的大臣。一个圆的盘子,水放进去,是圆的;一个方的杯子,水放进去,是方的。因为唐太宗有度量肯‘纳谏’,所以魏征才敢说真话、才肯说真话。”元英宗听了,报以为然。
  所以,还是皇帝重要,碰到一个坏皇帝,你乱多嘴,脖子不挨刀,那才怪!
  有一部古书,它是中国的《十三经》之一,叫《礼记》,里面有一段话,是告诉做臣子该如何动皇帝的。《礼记》说:
  对皇帝,你要劝他;他不听,再劝他,再劝不听,第三次劝他。第三次劝他他还不听,你就逃掉算了;但是对你的爸爸妈妈,你的态度就要不同了。对父母,你要劝他;他不听,再劝他;再劝不听,第三次劝他。第三次劝他他还不听,你不能逃掉,你要哭哭啼啼的跟着他,到他听了你的话为止。
  《礼记》这一段指示,其实许多古人都没听它。古人中有的劝皇帝,劝一次皇帝不听,就吓得不敢再劝了;有的劝三次不听,他还是要劝,甚至要哭哭啼啼起来。
  宋朝光宗的时候,他忽然不想上朝了。可是大臣们去请他,请得没法,他只好出来,走到门口,忽然皇后把他拦住,说:“天好冷啊!我们喝酒去嘛!”皇帝一听,就又不朝前走了。这时候,有一个大臣叫傅良的,立刻跑上前去,不管三七二十一,伸手拉住皇帝的衣服,不让他回去喝酒。皇后气起来了,大骂说:“你是不是要找死?”傅良听了,立刻哭哭啼啼的说:“君臣如同父子,儿子劝父亲不听,一定要哭哭啼啼的跟着他!”
  这个故事,说明了古代劝皇帝的人,并没有一定的中央标准局劝法,并不如《礼记》所要求的,劝三次不听,就逃掉。
  有些古代的巨子们,他们劝皇帝,常常采取激烈的法子。有的拉皇帝衣服;有的拉皇帝的马;有的要表演自杀;有的拼命磕头,磕得满脸是血。有的皇帝对劝他的人很讨厌,为了怕人劝他做某件事,干脆在做某件事之前,先来个声明,声明的文字常常是——
  有谏即死,无赦!(翻成白话是“不要劝我呀!谁劝我我就宰谁,绝不饶他!”)
  敢有谏者,斩!(翻成白话是:“谁敢劝我,我砍谁的脑袋!”)
  做皇帝的,本以为这样“有言在先”,应该不再有人多嘴了,应该把那些长舌头的男士们吓唬住了,这样一来,应该少去不少麻烦了。可是呀,没用,还是没用,还是有一些敢死队前来冲锋,来把脖子朝皇帝的刀下塞。例如楚国的庄王,说了谁谏就杀谁的,可是苏纵还是要去劝他;又如晋国的灵公,也说了谁谏就杀谁的,可是孙息还是要去劝他。做皇帝的,简直气得没法。
  有些大臣看到皇帝做错事,劝他不听,常常要用无赖的方法去阻止。汉朝光武帝本来要出去玩玩的,刚上车,大臣申屠刚劝他不要去,申屠刚的理由是:天下还没平定,你皇帝大人怎么好去玩?光武帝不听,下令开车,申屠刚见皇帝不听,立刻趴在地上,把头塞在车轮子里,意思是说:“你要不听我的,我就不要活了!你干脆用车把我轧死算了!你轧呀!你轧呀!”这么一来,光武皇帝服了,只好不去玩了。
  宋朝徽宗的时候,有一次大臣陈禾向皇帝说话,皇帝听得不耐烦,气得站起来了,陈禾立刻跑过去,拉住皇帝的衣服,说;“请听我讲完。”皇帝不听,硬是要走,陈禾非要他听,硬是拉住不放,结果裂帛一声,皇帝的衣服被撕破了,皇帝大骂:“你看,你把我衣服弄破了!”陈禾说:“你为了不听我的话,不在乎衣服;我为了使你听我的话,也不在乎脑袋!”皇帝很感动,特别叫人把被撕的衣服保存起来,当做纪念品、当做一种鼓励和象征。
  像这类当作纪念品,当作一种鼓励和象征的事,宋徽宗是有根据的。汉朝成帝的时候,一个叫朱云的,本是陕西地方的一个小官,但他要求见皇帝。在大庭广众之间,皇帝接见了他。朱云说:“现在朝廷的大臣,都是站着职位吃白饭、不管事的,都不能帮皇帝的忙,我请求皇帝给我一把剑,杀个坏大臣,好给这些人一点警告。”皇帝一听,气起来了,说:“这个小官,居然在朝廷上侮辱大臣,杀掉他!”于是左右的人跑来抓朱云,朱云用手攀住宫殿的栏杆,死不肯放,别人用力一拉,结果连坚固的栏杆都给弄断了。朱云大叫说:“我这回可跟比干等忠臣一起到地下去云游了,只不知道你们可怎么办!”这时候,将军叫辛庆忌的,立刻跑到皇帝前面,磕起头来,他说:“这个小官太直爽了,如果他的话说得对,不该杀他;如果说得不对,我们应该包容他。我愿意以一条老命,来为朱云争取他的命!”话说完了,辛庆忌就梆梆梆梆磕起头来,磕个没完,磕得满头是血。于是,皇帝气消了,说算了。后来木匠要来换栏杆,皇帝说:“不要换了,补一补就好了!就让它那个样子,作为一种鼓励、一种象征。”
  还有一种情形,表面上,皇帝准许臣子可以有话直说,原因却不是由于皇帝度量大,而是怕外国人知道了,不好看。明朝仁宗时候,大臣戈谦劝他不听,旁边有人拍皇帝马屁,知道皇帝讨厌戈谦,特进马屁要求把戈谦赶走,皇帝同意了。这时候,一名叫杨士奇的,立刻劝皇帝说:“现在外国人来朝见皇帝的很多,这件事若传到外国去,洋鬼子们就要说我们没有度量、没有自由了,这是不好的。”于是皇帝就算了。
另外一种情形,皇帝宽大是为了怕历史,怕历史家记他的不好。宋朝的太祖赵匡胤,喜欢打鸟(那时候没有猎枪,用的是弹弓)。有一天,玩得高兴,左右报告说,有大臣为了急事来求见,皇帝叫人把这个大臣叫进来听报告,听了半天,只是普通的事情。宋太祖气了,他问:“为什么这种普通的事现在来报告?”那大臣答说:“我认为这种事并不普通,至少比打鸟还重要!”皇帝更气了,立刻拿家伙打这大臣的嘴,结果门牙两颗,打掉在地下。那个大臣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弯下腰来,把门牙捡起,往口袋里一放。皇帝奇怪了,问他说:“你捡门牙,是不是要到法院告我?”那大臣说:“我怎么敢告皇帝?这件事,自然会有历史家去写!”皇帝一听,笑起来了,下令送这大臣许多钱,表示抱歉。
  历史上关于臣子劝皇帝的故事,很多很多。为劝皇帝而挨刀流血的,也很多很多。可是一些不要命的臣子们,还是要一个接一个,劝个没完。宋朝一位做过谏官的,叫做范仲淹,他曾有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他还做过一篇《灵乌赋》,高叫作为知识分子的人,要——
  宁鸣而死,
  不默而生!
  表示一个人只有为“鸣”不计一切,才算是一个人。一个人要宁肯为“鸣”而死,也不要因沉默而活。在中国历史上,向皇帝谏诤的人,理由并不见得正确,目标也不见得远大,但是他们的基本精神则是一致的,那基本精神就是:
  看到坏的,我要说;
  不让我说,不可以!
  〔附记〕有人拿谏诤事实与制度,来比拟言论自由的事实与制度,这是比拟不伦的。谏诤与言论自由是两回事。甚至谏诤的精神,和争取言论自由的精神比起来,也不相类。言论自由的本质是:我有权利说我高兴说的,说的内容也许是骂你、也许是挖苦你、也许是寻你开心、也许是劝你,随我高兴,我的地位是和你平等的;谏诤就不一样,谏诤是我低一级,低好几级,以这种不平等的身份,小心翼翼的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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